年春，夏如秋在安徽
夏如秋《皖游札记》当涂篇21
“天国梦”的破灭
——走出革命视野中的太平天国叙事
从宿松进入安徽，辗转安庆、六安、合肥、池州、休宁、绩溪等地，终于到了当涂。一路走来，都是当年太平天国古战场，每个地方都有在那场战争中被毁坏的遗迹。
当涂县属马鞍山市，距江苏省会南京只有60公里。太平天国时期，这里是太平军和清军拉锯作战的地方，双方主要战将石达开、李秀成、李世贤、曾国藩、曾国荃、左宗棠、彭玉麟等人先后在这里指挥作战。凑巧的是，当涂也是当时历史学家夏燮的家乡。夏燮在曾国藩幕府时，撰写了一本《粤氛纪事》，记载了年代的激烈战况。作者无法想到，随着时代的变化，他所记录的这一历史事件，后人有截然不同的评价。誉之者称其为“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毁之者称其为“空前的民族浩劫”。对洪秀全的评价，时而是“最早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中国人”，时而是“人品低下、能力平庸的邪教教主”。
一
夏燮所著《粤氛纪事》，同治八年版本
夏燮，字季理，别号江上蹇叟、谢山居士，生于年，道光举人。他先后在江西吉安、永宁、宜黄等地任知县。年后，做过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西巡抚沈葆桢的幕僚。他出身于书香世家，自幼受家庭熏陶，兄弟之间自相师友，学业日进。他熟读经史，留意时务，终成一代史家，著有《明通鉴》和《中西纪事》。
《粤氛纪事》写作、刊行于同治年间，记录时间从年太平军在广西的活动起，直到年太平军攻占苏州时为止，是国内最早有关太平天国研究的学术专著。与当时张德坚的《贼情汇纂》相比，《粤氛纪事》的记事内容偏重于清朝一方，以清军和太平军的斗争为主线，对捻军、小刀会、天地会的活动也有涉及。全书按太平军活动的地域分为13卷，每卷包括综论、叙事、死亡列表三部分，文字简洁，叙事生动。
以清朝地方官员的亲历者身份记录当时历史，使《粤氛纪事》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作者广泛搜集资料，注重实地调查，具有极高的可信度，在许多方面可以弥补官方档案的缺失。夏燮在书中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太平军产生的原因，指出主要在于“民不堪命”以致“相聚为盗”，这是非常客观的。他分析了战争初期双方在战略战术方面的得失，真实记录了太平军破釜沉舟的战斗气慨，以及诱敌深入、巧于伪装、善于突袭等灵活多变的战术。而清军内部的推诿、扯皮现象，清军将领的畏缩不前、贪生怕死，以及各地军队互不救援，归根结底在于清军指挥调度的不统一和军事将领的不成熟。
夏燮对于太平天国内部的典章制度、政策法规和机构组织没有涉及，但指出了其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洪秀全、杨秀清急于兑现当初起事时给众将，尤其是给高级将领的承诺，耽于享乐。早在武昌时，太平军就有“指日扬帆东下，直趋小天堂”的说法。“小天堂者，盖粤西人以金陵为繁华都会，有如天堂之口号也。”后来洪、杨进入南京，即不思进取，“一旦入其所谓小天堂者，不但珠玉绮罗，充物山积；即搜其橐藏、发其窖镪，亦以数百万计。方拥秦淮妓女，置酒高会，日有富贵故乡之想。”不愿派遣主力部队立即北伐，坐失战机，致使北伐部队孤军深入，寒冷的气候使其迅速失败。
清军和太平军的指挥官，都是在战争中逐渐成熟的。前期太平军屡出奇兵，占尽优势，后期却继承了清军的所有毛病，各自为战而互不相救。可惜《粤氛纪事》到年戛然而止，只算半部“天国战史”。
夏燮对太平军以“贼”相称，表明了他鲜明的政治立场，这也是当时汉族知识分子的普遍态度。但《粤氛纪事》的问题主要不在这里，而在于对上帝教的地位和作用没有提及，对当时汉族知识分子为什么要站在太平军的对立面分析不足。这决定了该书的总体价值不如同时代的《贼情汇纂》、韩山文的《太平天国起义记》、罗孝全的《洪秀全革命之真相》，后来也很少被史家引用。夏燮在他撰写《中西纪事》时体现出来的近代眼光，在《粤氛纪事》中找不到痕迹，此一点让人甚感不解。
太平天国失败后，一些学者囿于偏见或禁忌，未能对这一重大事件作出严谨的学术评判。年，梁启超在日本著《李鸿章传》，顺带论及太平天国和洪秀全。他以高屋建瓴的近代眼光，从太平天国的政治制度、洪秀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及其个人品质和能力等几个方面，第一次对太平天国进行了理性的学术探讨。
梁启超奠定了20世纪此项研究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无疑在太平天国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可惜他的理性研究，很快被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日益激烈的政治需要的呼声压下去了，从此很少被浩浩荡荡的太平天国研究大军所注意。
二
在孙中山的革命视野中，激赏太平天国的排满，认为洪秀全的努力，可以成为推翻满清政府的方向和旗帜。年，革命党人刘成禺（汉公）编著《太平天国战史》，孙中山欣然为之作序。此序以文言写成，将洪秀全与朱元璋相提并论，说他们都是推翻异族统治的英雄。而曾国藩、左宗棠之类不明春秋大义，中了清廷以汉攻汉的奸计，致使太平天国败亡。他盛赞洪秀全的丰功伟绩，要求“洪门诸君子”继承洪氏遗志。
孙中山愤于清政府的顽固，逐渐形成了“为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指导思想。为了鼓舞士气，不惜伪造历史。年革命党人编辑出版了《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遗诗》，共收录25首，其中多有慷慨激昂的诗句，读后令人感动。后经柳亚子考证，有20首系他人伪作。黄小配创作的长篇小说《洪秀全演义》也于年出版，其人物和情节多有编造。辛亥革命成功后，洪秀全更被颂扬成“民族英雄”和“革命先驱”。孙中山从政治需要出发肯定洪秀全，实为洪氏在20世纪走红、太平天国研究成为历史研究“显学”之开端。在当时对推翻清政府有一定积极作用，但长期看其弊端是很明显的。梁启超后来说，他之所以与孙中山分道扬镳，就是不赞同他“为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做法。辛亥革命后梁启超选择袁世凯，不与孙中山合作，可能也与此有关。
民国初年，太平天国研究真实的文献资料极为贫乏，导致史实真伪混杂，讹误很多。李法章《太平天国志》（）、李一尘《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王钟麒《太平天国革命史》（）偏重于叙事，张霄鸣《太平天国革命史》（）侧重于理论分析。一些著作虽然盛赞太平天国的“革命性”，难免内容空疏。
蒋介石南京政府建立后，情况有一些变化。蒋氏十分推崇曾国藩，经常要求部下学习曾文正公的为人、做事，自然使美化和拔高洪秀全的现象，得到一定程度降温。同时在年前后，有两件事对太平天国研究产生积极影响：一、随着史料发掘、考证、辩伪工作的深入，特别是太平天国文书从海外回传，一些经历过太平天国的外国人的文字记录也翻译出版，使对太平天国进行严谨学术研究成为可能；二、30年代初期，中国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性质讨论，如何认识、评价中国自年鸦片战争以来发生的若干重大事件，也关系到当时对一些现实问题的处理。学者们出于责任感，觉得有必要加以澄清——于是在太平天国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个热闹场景。加之在学术领域逐渐形成的民国时期特有的不受意识形态左右的良好学风，使学者能够各抒己见，自由争论，以各种理论、思想审视这一历史事件。可以说，20世纪30、40年代，太平天国研究出现了第一次高潮，充分体现了畅所欲言的民主风气，是一次难得的学术盛筵。
20世纪太平天国研究的重要学者，即所谓“学术大家”，都在这一时期脱颖而出。罗尔纲认为太平天国是“贫农的革命”；郭廷以认为“论其性质，初不限于政治、种族，实兼有宗教、经济、社会诸因素”；萧一山力持民族革命运动说。简又文明确反对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太平天国史，主张站在客观的立场从事研究，并由此得出太平天国“大破坏”的结论。
罗、郭、萧、简等人十分重视考据，尽管他们所从事的仅是个别或部分史事的考订，但单就研究方法而言，仍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改进。朱谦之曾对这两大研究流派的长短进行褒贬，主张史料考订和史料解释并重。他还认为“太平天国自始至终只是反封建的农民革命”，并不带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并认为太平天国按照《天朝田亩制度》中的设想，实行了“土地共产革命”。
三
年，陈恭禄出版60多万字的《中国近代史》，以西方自由主义立场审视太平天国。他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尤其是造成的严重后果，对这场“内乱”进行全面否定。这部著作问世，表明对太平天国持批评意见的观点，开始占据学术界主流。此书列为20世纪30年代的“部颁教材”，被誉为民国时期的经典著作。
蒋廷黻年出版了《中国近代史》，他认为曾、洪都不能救中国。但相比之下，更多地倾向于褒扬曾国藩、否定洪秀全。因为前者虽然支持了不可救药的清政府，但还能够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的一部分，其门生部下一般比较正派；后者的真实心志不在建设新国家或新社会，对社会革命消极，宗教简直成了迷信，个人人格和才能也有很大缺点。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钱穆的《国史大纲》，主要从发动者、参与者的文化素质方面入手，分析“洪杨之乱”兴败原因均在于“愚民”。他第一次将太平天国与“邪教”相提并论，指出在法国、美国革命后的这一次农民“革命”，没有任何先进精神。蒋廷黻、钱穆的结论概说较多，似没有深入研究，有“以论带史”的缺点。
真正对太平天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研究者是李剑农。他是孙中山的坚定支持者，也是一个老同盟会员和国民党员。他还有一个别人不具有的优势，亲自主持过湖南省政治革新，对于中国实际政治的复杂性，体会比纯粹学者要深刻、全面一些。他从年开始撰写《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抗战期间扩充为《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受到中外学者高度重视。他在书中的一段议论值得注意：
满清颠覆后，大家认洪秀全为革命的先驱，他的贼名消灭了；曾国藩又得了反革命的罪名。贼与非贼，随时势与感情为转移，本来没有一定，不过，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最宜注意的就是要以客观的事实下判断，不要以主观的感情下判断。洪秀全与曾国藩的功罪，我们固然不可以两方的成败来断定，但也不可为感情所蔽，抹杀历史的事实。
他以大量事实为依据说明，太平天国在形式上对于中国的宗教、政治、经济，仿佛都是革命的，但在精神上，这种革命实在不是合乎现代精神的革命。他对李秀成的才干和人品给予高度赞扬，指出其精神实质与曾国藩相似，但仍无力挽回太平天国的败局，根本原因在于洪秀全辈的神权主义精神是假的，只是利用神权，假托神权，对于神权并没有真实的信仰，不过借此来满足个人的野心欲望。而曾国藩辈的名教主义精神是真的，诚心诚意要维持名教，他的同僚受了他的熏陶，大多能够做到言行一致，精神境界相差不远。
李剑农在本书中，用了超过记叙鸦片战争和洋务自强运动的篇幅，来论述洪秀全及其领导的太平天国，材料充分，持论公允，很有说服力。
相比之下，郭廷以的观点最为激烈。他认为太平天国是“神权专制政治”，“是一个低级的迷信，绝对的暴力集团，神权，极权，愚蠢的统治，只为满足自己的无限欲望，丝毫不顾及大众的福利，所造成的是遍野白骨，满地荆棘”。而洪秀全“野心极大，但知识幼稚，措施狂妄。他不了解中国文化，更不认识世界大势”。
洪秀全是孙中山亲自树立起来的革命榜样。孙中山是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自称孙中山的忠实信徒，陈恭禄、蒋廷黻、钱穆、李剑农、郭廷以所论，无疑与孙中山的观点对立，有的甚至指出孙中山不尊重历史事实，但他们都没有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压制和打击。
四
太平军作战图
凡是提到20世纪的太平天国研究，罗尔纲是无法绕开的一个人物，不仅因为他对此项研究做了大量的资料搜集、整理、辩伪、勘误工作，提出了不少独特的见解，而且因为他的特殊身份和在政治风云中的尴尬角色。
罗尔纲年出生于广西贵县，与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同乡。20年代接触太平天国史料，并发表有关文章。大革命时期因下乡宣传反帝反封建，遭到父亲痛斥。年进入上海大学，两年后仰慕胡适大名，转入其担任校长的中国公学。年7月应邀到胡适家整理文稿，兼督促两个儿子的学业。他与胡适先后有5年的师生之谊，深受胡适治学方法影响。年他出版了成名作《太平天国史纲》，以阶级斗争观点解释太平天国，提出“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是贫农的革命”，显示出他在治学理念上与胡适存在差异。胡适肯定此书文字简洁、可读性强，然后话锋一转，批评此书最大毛病在于追赶“时髦”。他不客气地说：
你写这部书，专表扬太平天国，中国近代自经太平天国之乱，几十年来不曾恢复元气，你却没有写。做历史家不应有主观，须要把事实的真相全盘托出来，如果忽略了一边，那便是片面的记载了。这是不对的。你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受了太平天国提倡通俗文学的影响，我还不曾读过太平天国的白话文哩。
当时罗尔纲虚心表示接受，但后来事实证明，他没有认真对待胡适的意见，即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应当具有的独立思考。新中国成立时，罗尔纲已经是一个卓有成就的太平天国研究专家。他对农民起义的深厚感情，得到了人民政府热情回应，并奉命筹建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年1月11日，在金田起义爆发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胡绳起草的社论，宣称“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农民革命”，“取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高度颂扬其抗击国内外敌人的光辉业绩。该报同时还刊登了罗尔纲撰写的《太平天国起义日期考证》。这一年罗尔纲出版了两部书，一部是《太平天国史稿》，一部是《李秀成自述原稿笺证》。前者在《太平天国史纲》基础上修改而成，后者论证了李秀成自述的真实性，并提出了李秀成学姜维诈降的观点。此后30多年，罗尔纲推出了10多部有关太平天国的专著和论文集，其精细、严谨的考证，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极大 年，罗尔纲撰写的《水浒传原本》与《太平天国史》几乎同时面市。让人诧异的是，他老人家竟然公开宣称，自己最大的学术贡献，是搞清楚了《水浒传》的最初版本，即七十回本。
五
在毛泽东时代，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是国内公认的三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们对太平天国及农民起义的态度，耐人寻味。
范文澜成名于20世纪30年代，抗战时期到延安，曾在马列学院、中宣部任职。他比所有同时代的学者更了解毛泽东“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论点。范文澜撰写的《太平天国运动史》一书初版于年，年收编为畅销一时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的第三章，故而影响深远。该书具体分析了太平天国败亡的主客观原因，认为主观上在于太平天国领导层存有宗派、保守、安乐三种思想，“总根源在农民阶级消极方面的狭隘性、保守性、私有性”；客观上在于中外反革命势力逐渐结合，反革命势力超过了革命势力，加之当时中国的进步阶级尚未诞生。他充分肯定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意义，认为它使旧式农民起义的面目“为之大变”，“揭开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范文澜力图按照毛泽东的历史观来阐述中国历史，对洪秀全及其领导的太平天国给予高度评价。
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理直气壮地说：“学术一定要为政治服务。”对当时历史学科研究的理论导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颂扬、美化和神化洪秀全的过程中，范文澜不是第一个人，但属于用力最勤、最为热心的一个，几乎成了官方史学的代言人。
年，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进行诚恳的分析、检讨，毛泽东将其印发给全党作为整风文件。当时毛泽东还致信郭沫若：“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郭也认真收集了许多资料，但多年过去了，他至死没有写出一个字。
翦伯赞是50年代批判胡适思想的坚决支持者，反右运动时对向达等“资产阶级学者”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批判。但史学界日益严重的“以论代史”现象引起了他的警惕。他拒绝跟风，在60年代初连续发表《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等多篇文章，提倡“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强调历史研究必须“从实际出发，从具体的史实出发，不能而且不允许从理论出发，从概念出发”。他要求史学研究应当先从史料入手，再下结论，不能先下结论，再找证据。具体到农民战争，他认为农民起义从来没有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把皇权当作一个主义来反对。联系到当时太平天国研究的日益政治化，其针对性显而易见。翦伯赞的史学观点遭到戚本禹的批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自杀。
三个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于当时太平天国研究的学风，一个大力支持，一个保持沉默，一个表示反对。
年为《人民日报》撰写纪念太平天国起义周年社论的胡绳，也是新中国非常活跃的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年，他在论述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时，主张“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并首次阐述了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认为“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革命运动的高潮”，其特征表现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展开为巨大的爆发”。80年代初期，他主持编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出版后影响巨大。年，胡绳去世前夕承认，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本质上就是一场农民起义。
20世纪后50年，尽管有关太平天国的研究机构不断增加，研究队伍日益庞大，但除罗尔纲在资料搜集、整理方面卓有建树外，其余学者都围绕毛泽东对农民起义的看法进行阐述、论证，少有新颖、独特的贡献。这也不奇怪，在言论和思想成为犯罪理由的年代，学者只能在规定框架内解释和书写历史，谁也不愿意拿自己的饭碗甚至脑袋来“标新立异”。
六
罗尔纲所著《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合编本
罗尔纲生命的最后几年，目睹了太平天国研究的冷落、萧条。
年，罗尔纲四卷本《太平天国史》和茅家琦三卷本《太平天国通史》先后问世，标志着太平天国研究达到顶点。与此同时，唐浩明的长篇小说《曾国藩》红极大江南北。此书虽然将曾、洪作为两种人生理想来写，但对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浓墨重彩，倾向性不言而喻，客观上起到了还原历史真相的“正名”作用。随后，国内出现曾国藩研究热及其大量相关图书的出版。肯定曾国藩等人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以及他们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体现出的信仰的真诚、做事的干练、相对正直的人品，无一不在降低多年来经过国共两党领袖赞美的、由大大小小“革命史学家”精心树立起来的洪秀全及其太平天国的威望。
罗尔纲逝世3年后的年，复旦大学教授潘旭澜写了一本名叫《太平杂说》的历史随笔。他用大量的事实“拨乱反正”，将洪秀全及太平天国鲜为人知的一面，血淋淋展现在人们眼前，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潘旭澜开宗明义：“我知道，比起山呼海啸的宣传，这本由短文结成的小册子，是很孤立而渺小的。可以引以为慰的是，它表明没有在迷魂阵中迷失自我。”他极力赞扬“以曾国藩为首的一批读书人，历尽艰险，打败了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是传统文化战胜野蛮、反人性、恶质文化的邪教军事割据”。他认为洪秀全四次科举不中的经历，滋生了对抗社会、报复社会的阴暗心理，起事后实行了一套比封建主义更加野蛮、落后的蒙昧主义和神权主义，造成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浩劫。
应该说潘旭澜使用的材料和做出的结论都不新鲜，只是重复了半个世纪前陈恭禄、钱穆、李剑农、郭廷以等人披露过的史实。但大量材料的集中使用，人物心理的细致剖析，加之用语激烈尖锐，还对照20世纪后50年的中国社会现实加以反思，产生了震撼人心的效果。
接着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进行颠覆性叙述的，是一个名叫史景迁的美国学者。年，他的《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即年版的《太平天国》）在国内出版，再一次引起轰动，使人们对太平天国残存的一些好感荡然无存。作者在该书的前言中，指出了几十年来中国大陆太平天国研究持续火爆的根本原因：
在大陆……还有几百位历史学家和编辑人员在从事太平天国研究，这是因为共产党当局把太平天国看成社会主义者的原型，他们的经验可作为革命的借鉴，而且太平天国的失败也说明：如果没有纪律严明的马列政党来领导，这类农民起义不可能竟其功。
史景迁从宗教入手，引领人们走进洪秀全逐渐由灰变黑的内心世界。他不动声色地讲述一个又一个故事，让人们加深了对腐朽、邪恶、野蛮、自私、残酷、狂妄、愚昧、无知、倒退……这些词汇的理解。读者从他没有直接褒贬的文字中产生一个疑问：在现代文明曙光初照的19世纪中期，在拥有几千年灿烂文化的中国，居然产生了一个比中世纪神权统治还要古怪的政权！有的进一步怀疑，中共执意将自己与这么一个短暂、落后的农民政权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否一种不明智的自我贬低？
反对者不便对一个外国学者说什么，潘旭澜遂成为猛烈反击的对象。但多数反驳文字用语陈旧，没有新意，甚至字里行间不时露出一些久违的“文革”语言。只有年夏春涛所著《天国的陨落》值得注意。
此书首先界定“邪教”的概念。作者根椐有关权威的法律文书指出：“邪教组织是指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邪教对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的威胁和破坏，是披着宗教外衣，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具有反科学、反社会、反人类、反政府性质的犯罪集团。”作者认为：“与清代民间教门和秘密会党相比，上帝教所信奉的独一真神信仰无疑是一种历史进步。正是借助于威严刚烈、权能无限的上帝形象，洪秀全才得以有效地统一号令……星星之火迅速形成燎原之势。”
最后夏春涛作出结论，太平天国不是“邪教”，对洪秀全及其太平天国不能完全否定。有人立刻著文，以其矛攻其盾，根据夏春涛提供的定义，对照当时的事实，恰好证明太平天国运动具有“反科学、反社会、反人类的邪教”性质。
又是一篇篇历史随笔，年陶短房《这个天国不太平》在全国热销。作者宣称，他要跳出“好人”和“坏人”的评价，来述说太平天国历史。但我们看到的，是比潘旭澜笔下更加不堪、更加邋遢的历史细节。一部由洪秀全主导的“天国史”，让人伤心得不忍卒读。
从夏燮到罗尔纲，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从李剑农到史景迁……他们叙述的，是天国，还是地狱？在21世纪，对太平天国与义和团运动研究一样，仍然随政治气候变化而出现反复，如“历史虚无主义”云云。但有一点很明确：政治介入学术，损害的不仅仅是学术；只有走出革命视野，才能还原历史真相，对其进行理性研究。
（编辑：西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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